春光还在继续，我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的又一段追剧夜晚已画上了句点。因为《天国与地狱》不久前刚刚完结了。这部剧从编剧到演员各方全程技术在线，据说创造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高的周日剧播放记录。
“冷血杀手”日高阳斗与热血警官望月彩子机缘巧合下互换了身体（灵*），故事由此展开，男女主角相克相生，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剧情抓人，悬念迭出，实为优秀之作。
马后炮地说一句，我老早就知道日高不会邪恶，原因无他，全凭名字判断。一个姓日高名阳斗的人只会像太阳一样带给人温暖与光明，怎么可能被安排成连环杀手？至于有人吐槽最终回“悬疑剧变爱情剧”，我顶锅盖说一句，你们啊，naive！望月的意思是满月，既然日高不可能邪恶，望月必须圆满，那么日月同辉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自然天象中，日月同辉并不那么稀奇，东亚文化圈内，日月图像共出也是常见的现象。正仓院南仓收藏的桑木阮咸即是例证之一。
桑木阮咸
桑木阮咸总长厘米，圆体长颈，四弦十四柱，背板刻有“东大寺”铭文，可知其原归东大寺所有。琴头、琴杆与背板材质为经苏芳染色的桑木，四枚琴轴由紫檀木制成，面板材质为梣树属，边缘压有金箔且以玳瑁装饰。
普通阮咸结构图
面板中央贴有皮革制捍拨，绘有三位隐士（仙人）在林中围坐弈棋的画面。捍拨上方的音孔处贴有两片圆形皮革，肉眼判断为黑色，红外线检测的结果显示，左侧绘有凤凰状三足鸟纹样，右侧中央绘有树木，兔子与蟾蜍形象分立两侧。很明显，这是中国汉唐纹样中常见的题材，左右图案分别象征着太阳与月亮，也是日月图像共出的主要组合样式。
桑木阮咸局部放大图
桑木阮咸日像线图与月像线图
中国汉唐时期的日月像
自西汉时期起，日月图像就出现于墓葬壁画、画像砖（石）、帛画、甚至铜镜、瓦当上。一般情况下，日像以金乌表示，月像以蟾蜍、兔子表示，其具体样式随地域、时期不同而有所差异。金乌有二足与三足之分，或静立或飞翔，到了后期，尾羽与颈部更加伸展，甚至出现了凤凰一样的冠羽。月像内桂树、蟾蜍与玉兔的具体细部也呈现不同的形态。
最早的日月像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画面上层右侧圆圈内绘有二足乌象征太阳，与之相对的左侧位置绘月牙、蟾蜍和兔子表示月亮。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帛画中的日月像与马王堆帛画的类似。两墓的断代都为西汉早期，这一时期的金乌呈两足、静止状态，整体形象接近真实的乌鸦。
马王堆帛画局部
西汉后期，日月像的流行范围更加广泛，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还出现了伏羲女娲托举日月的画面。进入东汉，四川地区出现了不少人面鸟身的羽人腹部绘日月像的画像砖。
洛阳卜千秋墓壁画的金乌呈飞翔姿态，西汉后期的日像构图大多与之类似。此时至东汉前期，三足乌的形象渐次增多。
月像的表现形式则或为蟾蜍与兔子同出，或者仅出现蟾蜍，桂树出现于西汉后期。
卜千秋墓壁画中的金乌
5世纪以后，日像中金乌的颈部和尾部大幅伸展，开始脱离现实中乌鸦的样态。6世纪后半，月像中出现了桂树居中、蟾蜍与捣药的兔子分别置于两侧的经典构图，并一直延续了下去。
隋唐以后，金乌在颈部、尾部大幅伸展的基础上，头部出现了类似凤凰的冠羽，整体形象凤凰化的倾向明显。另一方面，日月像题材与佛教艺术结合，其中一部分演变成千手观音的托举物之一。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里可见不少佛画绘有日月像，日像里的金乌很多尾羽伸展，头生冠羽，几乎完全就是凤凰的形象。吐鲁番阿斯塔纳高昌国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中的日像也呈现同样特点。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局部
相对于敦煌与高昌这样的边地，*权中央地区的金乌图案虽然也表现出尾羽伸展的形象，却未见凤凰样的羽冠，懿德太子、章怀太子与新城公主墓都是如此。
新城公主墓金乌图
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日月像
奈良时代以后，日本的日月像并不鲜见，但大多出现在佛教艺术图像中。在此之前的日月像则只发现有零星几例。
福冈珍敷塚古坟（6世纪）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壁画墓之一，古坟后壁左侧的图画中绘一人划船，船头立有一只二足鸟，右侧图画中可以辨认出一只蟾蜍的形象，二者分别与中国汉代日月像中的金乌与蟾蜍形象接近，但构图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是否表示日月似乎还不能定论。其表现形式似乎也自成一类。
珍敷塚古坟壁画
年，圣德太子逝世。据传太子妃为表示怀念，并想象太子极乐往生的模样，令人制作了天寿国绣帐。这幅绣帐为日本最早的佛画之一，藏于奈良中宫寺，现在残存六片。绣帐左上角绘有捣药玉兔和桂树的形象，未见表示太阳的纹样，不过此绣帐为残件，日像逸失的可能性较大。
天寿国绣帐月像
法隆寺献纳宝物中有一件金铜制灌顶幡，是日本重要的国宝级佛教用具，断代为7世纪。灌顶幡的天盖四边框刻绘相同图案，均为山川云气中的一对日月图像，虽然都只刻出了一半纹样，但都可明确判断出金乌与蟾蜍的形象。
法隆寺金铜灌顶幡日像
法隆寺金铜灌顶幡月像
法隆寺玉虫厨子也是一件国宝级重器，现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研究者判断制成于7世纪。玉虫厨子由台座、须弥座和上层宫殿三部分组成。须弥座部分的四面橱板绘有内容丰富的图画，其中一面的内容描绘须弥山世界，画面上方的左右两侧分列日月像，日像内一只凤凰样金乌，月像图像已漫漶不清。周边有山川云气纹样。
玉虫厨子板绘须弥山世界图局部
奈良高松冢古坟的壁画以被称为“飞鸟美人”的仕女群像及四神、天象图引人注目，因墓葬曾遭盗毁，日月像已无从辨认，仅知以金银箔表现日月。然而周边的山川云气纹尚且清晰，可见与法隆寺金铜灌顶幡的相关图像如出一辙，也许可以推测原来的日月图像也和灌顶幡的接近。关于这座古坟的年代，中日学者一致认为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
高松冢古坟日像
另一座龟虎古坟也是一座壁画墓。同样位于奈良县，年代也与高松冢古坟接近，墓壁发现有四神与天文图等，其中的日月像与高松冢古坟的构图相似，尚能依稀辨认出一些局部图案，特别是在贴金箔的日像中可以看到鸟足以及尾部部分羽毛的墨线。周边云气纹则与法隆寺玉虫厨子日月像的更加接近。
有学者认为，就龟虎古坟壁画的四神、十二支、天文图和唐墓壁画、高句丽古坟壁画的比较来看，认为龟虎古坟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一样，受到了盛唐文化的直接影响，属于盛唐时期的中国壁画谱系。
综上所述，应该可以说，奈良时期以前，日本的日月像遵循了中国古代日月图像的表现传统，即日像中绘三足乌，月像中绘月桂树、蟾蜍以及捣药的玉兔。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朝鲜半岛尤其高句丽古坟中多座壁画墓也发现有日月像，时间集中于5、6世纪。但一来朝鲜半岛的资料暂时无法收集完全，二来本文认为日本的日月像直接传承于中国，故暂时从略，留待日后资料完备再做讨论。
中国五代时期以降，日月像基本仅见于敦煌壁画以及绢绘佛画上。日本平安时代以后，日月像也多见于密教的绘画和雕刻中，而密教绘画又基本以中国样为蓝本。不过日本方面也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特点，比如有些月像构图以宝瓶为中心，瓶内插植物象征桂树，蟾蜍与兔子或两只兔子分立左右。这样的组合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都未发现过。
余论
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第三段描绘冈峦重叠，山中猛虎蹲踞，空中飞鸟翱翔，旁有一人弯弓搭箭，天空中左右侧分别绘有日月像，日中有三足乌，月像中纹样漫漶不清，右侧题签“……日中则昃，月满则微……”关于月像中的图案，有说法认为是玉兔，但据故宫博物院藏女史箴图的宋代摹本观察，其轮廓明显更接近蟾蜍。且月像中兔子或与蟾蜍组合，或与桂树组合，一般不会单独出现。蟾蜍单独出现却不少见。
女史箴图局部（故宫藏宋代摹本）
天子礼服十二章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米粉、黼、黻）的礼制自东汉确定下来，直至明定陵发掘才出土实物，明神宗礼服上的日月图像置于两肩，为一红一白两个空白的圆轮，里面没有任何图案。但细看《历代帝王图》会发现，自蜀主刘备始，几位着衮冕的天子右肩处表示月像的圆轮中明显有线条描绘，依稀就是桂树置于中央、蟾蜍玉兔两侧的图案。左肩日像均呈红色，完整显示的只有吴主孙权像，日轮内有难以分辨内容的黑色线条，推测为金乌纹样。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图中的帝王衮服也是如此。墓葬壁画的内容显示，桂树与蟾蜍玉兔的组合至6世纪才出现，《历代帝王图》传为唐阎立本所作，现存为后世摹本，如果摹本忠于原作，那至少可以说明，在唐代人的心目中，日月像的正统图案就是金乌、桂树、蟾蜍与玉兔的组合。
历代帝王图之晋武帝
正仓院藏桑木阮咸上的日月像处于此类图像变迁的中间阶段。三足乌的形象与哈拉和卓77号唐墓伏羲女娲图中的金乌几乎完全相同。月像虽然亦为桂树、蟾蜍与兔子的组合，但桂树与宝瓶都处于画面中央，或者说，桂树正好长在宝瓶里，这在中国的月像图中从未出现过，倒是与日本12世纪月像图中宝瓶内插植物纹样的风格类似。这样一来，桑木阮咸的制作地似乎也有了讨论的余地。
另外想提到的是藏于正仓院南仓的“金铜圆形虎裁文”。这件铜饰件的外圈为一圈连珠纹，内圈雕刻一只吐着云气的动物，官方命名为虎，但比较其他老虎与蟾蜍图像，可知其明显偏向于蟾蜍。哈拉和卓唐墓中有多处表示月亮的图像外围饰有一圈连珠纹，这件文物表示月亮的可能性应该也很大。
正仓院虎形裁文
《天国与地狱》中连环案件的真凶是日高的哥哥东朔也，他原本也是一位善良的人，因连续遭遇不公愤而杀人。每月初一称为“朔”，每逢月朔，月亮消失不见，整个夜晚都是黑暗的。
但另一方面，正如许慎《说文解字》中所云，“月一日始苏也”，“朔”也含有复苏之意。漫漫人生路不可能一直阳光明媚、圆满顺遂，愿我们每逢朔日也能心怀希望，向着明亮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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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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