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克里斯之剑落下以后
离职后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赵锦早上醒来后时常体会到一种失重感，“太轻松了、似乎少了点什么。对，就是那种长期伴随的压力。”
偶尔，她还会做焦虑的梦，梦到自己去监考的路上遇到交通事故，快迟到了，急得要死。“因为监考迟到是二级教学事故，考核会不合格。”赵锦形容，“非升即走”的后劲儿跟高考一样大，“入坑”高校老师之前，她常做的焦虑梦是高考迟到。
在国内当大学老师的几年将赵锦的科研热情消磨干净，她说，“我再也不想干科研了，对这个东西有应激障碍。”
给她带来巨大创伤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开始推行“非升即走”的人事改革——在规定的年限里，新教师若没有达到考核指标、完成晋升，就会面临被降职或解聘的风险。考核的指标时常变化，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令人终日惴惴不安。
新制度的出台与博士的持续供过于求有关。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博士招生规模实现历史性扩张。年，中国博士在读人数56万，是十年前的两倍。高校因此不断拉高入职门槛和考核标准。
如今，对被称为“青椒”的大学青年教师们来说，博士毕业，从严酷的学术竞争体系里熬出了头，挑战似乎才刚刚开始。
?视觉中国
中外联合培养博士毕业，又在海外做过一轮博后，赵锦选择回国发展。当时，她以副教授的职称和待遇被引进东部的一所重点高校，入职时，除了工作合同以外，赵锦还额外签订了一份“预聘-长聘”科研任务书（后来被大家称为“对赌协议”）——前三年的时间里，她需要完成至少三篇影响因子在一区的期刊文章，教学任务评价不能在全校后20%，以及一个国家自然科学或社科基金的面上项目（也叫“一般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的一类项目资助类型），才有资格晋升长聘教授。
前两项对赵锦来说并不算难，在职期间，赵锦发表论文十余篇，“与欧美的小同行们发表的数量差不多”，谷歌学者的页面显示，总引用次数有次，她的教评也曾排名全校前6%。
教职工作曾经带给她很多快乐。赵锦深信，“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她很喜欢教学和指导学生，会像朋友一样对学生敞开心扉坦诚相待，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所幸教过的同学们也喜欢她，教评常排在前列，带过的研究生也信任自己，对她倾诉心事。
在赵锦面临副教授晋升教授的第二个聘期，达摩克里斯之剑终于落下。她又一次因为缺少国家基金面上而升职失败。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非升即走，离开这所学校；或者职称降级、一切成果清零，重新再来两个聘期后再申请晋升。
赵锦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五岁，若从副教授降级到助理教授，她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我明明发了很多文章，教学和科研都不错，让我降级，我肯定不愿意呀。”接连的项目申请失败让赵锦的焦虑越来越严重，“哪怕我去度假，面前是大海，心里还在想该写怎样的‘本子’？”她觉得自己申请项目无望，思考再三，决定离开这所学校。
今年五月，南京林业大学38岁的副教授宋凯在聘期考核未合格后，于家中自杀。宋凯的家属曾告诉媒体，那段时间，宋凯曾提及过基金项目的事情，说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写不出来，还念叨着“来不及了”。
刚过30岁的张源觉得，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另一个宋凯：同样曾在北美留学，研究领域也同样相近。因为考核没通过，张源从西南一所重点高校离开。他有时会感到后怕，“如果我当时也那样做了，换来的却只是学校一纸冰冷的通报。仿佛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医学教师李清荷时常想起自己通宵做完实验的那个凌晨，天色浓得像没有稀释过的蓝黑墨水，她穿过实验楼一层长长的走廊，黑着灯的解剖室矗立在尽头，周围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和心跳。
那段时间，李清荷刚生完第一个孩子，拖着产后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做实验、写本子，几次申请国家青年基金项目没有结果之后，她感觉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把希望压在最后一年上面，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她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经历一场“慢性自杀”，“假如把我当时的血液样本送去检验，估计成分都会跟普通人的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很丧，体验不到周围生活的美好，也感受不到大家的爱。每天想的就是我该怎么通过考核，脑子里只有“留下来”这一件事。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儿，睡觉也睡不好。”家人们都希望李清荷能脱离目前的状态，毕竟，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女性“青椒”的处境更加艰难，李清荷周围的女同事们基本都等到35岁之后才敢考虑生育这件事。今年，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的年龄放宽到40周岁。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她说。
?视觉中国年9月，微尘从日本回国，到一所“肩部”高校工作，成为一名文学系的大学老师。第一个聘期快结束，她被告知自己没有通过三年中期考核，遭到解聘。
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封“悲报”——
“本36岁的老阿姨即将面临下岗再就业。希望有什么工作看上去适合我的，比如翻译、撰稿、教书、讲段子、哭穷、卖惨、摆烂以及其他看起来可以废物利用的工作尽管找我，9月以后我应该比较闲。”“有毒”的竞争环境
事实上，多位高校老师向我表示，“非升即走”制度的初心并没有错，入职后几年的聘期其实是教师与学校之间相互磨合的过程，也是为了防止高校内的“近亲繁殖”。然而国内高校在这项制度的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入职后资源配置与合同不匹配、学校任意提高考核要求、评审制度不透明、青年项目申请年龄限制、离开后出路狭窄等等一系列问题，让这一项本该有着良好初衷的制度，变成了一场青年教师们的“劫难”。
他们都提到了非升即走制度中决定他们去留的“学术委员会”——一个由资深老教授和杰出中青年教师组成的委员会，新任教师的晋升之路都会通过学委会来进行评审和决定。“假如你正好在学委会委员的团队里面，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当然评审就更容易通过。”刚刚经历了非升即走的张源说，“即使不达标，去或留还有可能再商量。”
“文科看资历，理科看资源。”他向我介绍，对于理工科来说，一个实验室的平台影响力、设备质量、资金充裕程度、团队学生数量等，对于一个科研新人的成长都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团队的领导愿意栽培后人，那你就会成长得很快，可以从非升即走的体系里脱颖而出。但如果团队领导只把年轻老师当工具人，不给资源又无情压榨甚至抢夺成果，那就只能被淘汰掉了。”
对于大部分要经历“非升即走”考核的青椒来说，作为第一主持人申请到国家级别的科研项目，是必不可少的要求。相比论文发表和教学任务，这也通常是最难的一项。
科研项目即意味着国家拨款和资金，但更关乎高校的“江湖地位”。而对于老师们来说，项目不仅关联着经费，还关系到能否招收硕博研究生，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晋升的一切都与之息息相关。
国家基金委资助的项目分为好几种，比如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重大项目等。赵锦说，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难度稍微小一些，因为基本都是学术圈的新人小“青椒”们一起PK，不要求学校的平台和团队成员的职称高低，比拼的是真正的科研实力。
张源向我介绍到，近几年“青基”中标的门槛越来越高，“在以前这几乎是一个普惠性质的项目，只要认真写了基本都能中。”博士扩招之后，命中的概率越来越低，“大概只有17%左右”，资助的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申请人分母在持续显著增大。而到了国自然面上项目，难度会更大，而且是“完全不同的生态”，“那个是真的难，要靠的已经不仅仅是实力了。”
?视觉中国至于靠的是什么，圈子里流传着一些讳莫如深的东西。
几年前，有圈内的“大佬”想要拉赵锦加入自己的团队，这样就可以把写好的“本子”（项目申请书）直接送到“自己人”的手里，但前提是之后产出的文章要挂他们的名字，而且要做通讯作者，赵锦婉拒了，“我在国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坚守科研伦理，为什么我做的东西要给你做通讯作者？很不合理啊。”
后来的项目申请之路，赵锦“屡写不中”，也让她失去了对科研的兴趣。
“申请项目对我来说，拼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科研能力了，而是人脉、资源......我知道不是本子质量的问题，这些年我曾参与过两个大佬主持的项目，我写的本子，一字没改投上去，一个拿到了国家重大项目，另一个拿了面上项目。”这让赵锦感到绝望，“如果我不抱大腿，不入伙，我就永远拿不到项目。”
此外，多位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都提到，国内学术发表的难度正在持续升高，还时常面临尴尬模糊的审查标准。期刊的排名要看影响因子，这关乎到文章的阅读量和引用率，于是学术研究越来越像新闻报道一样顺大势、追热点，速度和数量成为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又因为稿件太多，有老师的稿件在待刊池里待了两年也没能见刊。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奢侈。林柏乔觉得，“现在很多发表的论文并不见得有多重要的贡献和创新，更多是学术体制的自我维系与运转。”
林柏乔是最早经历过非升即走的一批教师，也有法学研究的背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