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人君學人Scholar
刘海峰教授
刘海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多年沉潜科举史以及高考制度研究，著有《科举学导论》《中国科举文化》《中国科举史》等。本期学人scholar对刘海峰教授进行专访，以科举与中国文化为主线，贯穿古今，讨论科举污名化以及平反过程，科举文化研究和保护，科举对当代考试制度的启示等问题。正如刘海峰教授所言，“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历史上关于科举的种种讨论，一定程度上又在今日各种教育讨论中重演，然而在历史上科举的影响又绝不止于此。希望读者在阅读以下采访中有所收获。
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李没、孙绪谦参与完成，以下简称“学人”。
一、为科举平反：科举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
学人：“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刘海峰，《中国科举史》后记）您并不认同对科举制过于消极的评价，也用到了“平反”这个词，加诸科举制之上的诸多“恶谥”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呢？
刘海峰：科举是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年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制度。由于历史悠久、制度复杂、利弊明显、影响重大，历来都有不少人评价科举，而且对其评价反差很大，甚至有激烈的争论。到清末为了废科举，对科举制进行了激愤的完全否定，难免以偏概全，而后人们对科举多数留下了坏印象，至今许多人对科举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废科举似乎就是对科举盖棺论定，科举的“恶谥”就是从清末批判科举的人士那里来的。此后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
由于长期对科举制进行片面的、妖魔化的宣传，使很多根本不了解科举制的人在认识它之前就留下了坏印象。因为认定科举很坏，20世纪曾经出现了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因为科举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所以需要平反，需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并非一时兴起或突发奇想，我自己对科举制看法的转变是渐进的，但也是一贯的、全面的。对科举用“平反”一词并非我的首创，我只是将各种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此说罢了。以往许多学者发表不少肯定科举的言论，或者提出为科举的某一方面平反，实际上也都是旁敲侧击地阐述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但还没人敢直截了当地声称“为科举制平反”。我之所以有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各学科的学者发出的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觉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认识存在着大量的误区，亟需正本清源。既然掌握了充分的根据，在科举学研究风会磅礴郁积之后，在年科举制百年祭的时候，便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
学人：不同于专业学术研究，一般民众对科举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范进中举》《孔乙己》等经典课文，由此形成了对科举制戕害读书人的相对负面的印象。面对科举研究的新进展，官方教材中似乎并没能及时吸纳？专业研究者又可以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偏见呢？
刘海峰：只要上过中学的中国人，大概都知道范进和孔乙己，许多人以为科举只会造就这类可怜和寒酸的读书人。有不少文章还谈到范进的“悲剧命运”，甚至进而说范进代表的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范进中举漫画
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片面宣传灌输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真相。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其实，“范进”是一个寒门出贵子的典型，是通过考试彻底改变命运的文学典型，比当今在工地搬砖的青年学子考上清华大学更具有励志的意义，因为范进改变命运的幅度要大的多。原来家徒四壁的范进实现了底层平民的逆袭，实现了巨大的社会阶层流动，范进中举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而恰恰是古代“高考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
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科举学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中国学术界早都开始了为科举制平反的思潮，从年科举制百年祭开始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逐渐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然而，官方教材中还没有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吸纳进去，这需要一个过程。经历过以往中学语文教材中《范进中举》《孔乙己》及长期片面批判科举的宣传灌输，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要改变一般人对科举的偏见不容易，还需要做许多宣传工作，包括让教材编纂者意识到不能继续贬低科举，继续贬损选拔出年间我们民族大部分精英的考试制度。为科举平反和正名，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只要用事实说话，让史实说话，我相信迟早能逐渐纠正人们的偏见。
学人：科举考试消融了社会阶级，使天下读书人得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机会，也使统治者可得天下英才、不必担心有一个孤立于他的巨大社会阶级存在，我们可以视其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双赢”么？有观点认为科举制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其他“职业可能”，您怎么看？
刘海峰：科举之所以能够消融社会阶级，是因为采用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打破世袭和门阀制度，将参政权向平民开放，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如果说贡院犹如考试地狱的话，那也是通向古代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格言反映的都是科举时代平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与史实。范进中举的故事确实生动地描写了科举时代某些文人的可笑之处，但很少人意识到它同时也反映出“中举效应”的积极方面，即经过苦读可能出头，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走出社会底层。古代社会很少有机会能够让人通过个人奋斗而跻身主流社会，读书应举便是难得的一个途径。
在前科举时代，寒士几乎没有出头的机会。西晋时著名文学家左思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形象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实际。而到科举时代，情况则大为不同。颜元曾说：“家贫、亲老，宜作时文以便砚食；”章学诚也说过：“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此类说法典型地反映出陷入贫穷状态的书生指望靠科举改变命运的心理和希冀，也充分反映出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事实。
“牢笼英才，驱策志士”是科举制的政治功用之一，即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政权向社会开放，使选才范围空前扩大，扩大了统治基础。能够将社会下层的能人志士网罗进政府中去，既能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又可以消弭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当然，唐末、北宋、明末、清末时都有一些落第举子的反叛行为，但总体而言，科举时代多数士人都服膺于科举制度，所谓“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考试类”），便反映了科举制的政治用意。同时，宋末、金末、元末出现众多死节进士，也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史载宋太宗继位后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卷《选举志》）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政治人才或从政人才，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科举制的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士人通过科举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君主通过科举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君主制下的“双赢”。
在一定程度上，科举是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其他“职业可能”。科举取士目的在于选拔少量的治国精英，却造就了许多除了举业之外一无所长的儒生。尤其是明清两代考八股文，当士子将才思过度集中于做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文字游戏时候，自然无心也无暇顾及其他学问和营生。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使没有科举，中国古代士人也不见得会将主要心思用到科技方面去，例如元代有相当长时期未实行科举制，“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戴表元：《剡源集》卷八《陈无逸诗序》）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科举制的轨道之后，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书画等方面。明清时期许多落第举子转而教馆，或者从事医学，一般并不会将精力转移到科技方面去，这是中国古代重治术而轻技术、重道轻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二、科举研究：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
学人：一直有呼声将科举制及科举文化遗产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也留有很多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如贡院、考卷、名录等，您也担任着科举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您是否支持科举制度申遗？（如果是的话，您认为科举制度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是什么？）今天的研究者对科举史料文物的利用是否有什么需要进一步